前言

1971年后，毛泽东身体急速恶化，1972年2月突然出现休克，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险境，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堪一击。

1973年10月的一天，江青忽然申请要见毛泽东，毛泽东想了想，对张玉凤说道，“她要来就让她来吧。”

图丨毛泽东

毛泽东的生活

吴连登是毛泽东的管家，1961年，他作为一名普通的服务人员见到了毛泽东，那时候他19岁，还只是一个刚刚进城的毛头小子。

1968年开始，吴连登正式担任毛家管理员，毛泽东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属于他的工作范围，主要工作内容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以及日常开销，毛泽东的衣食住行，江青及孩子们的家务杂事。

吴连登说：

“主席这个家好管也不好管，说好管，主席一分钱不拿，也从来都不过问钱怎么花，不好管则是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，党费10元，房租水电、家具费80多元，伙食费100元，这些都是每月必交的，还有李敏、李讷、毛远新及其江青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，开始每人每月15元，后来增加到30元，孩子们因事派车，毛主席要付车费，有时候招待民主人士、故交老友，家乡亲戚，他们的在这里的衣食住行，差不多要超过300元。此外，毛主席还有两项大的支出，就是抽烟和喝茶，每个月烟钱至少几十元，茶叶也要30多元，这些钱通通都要从工资中出，可能一般人想象不到，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喝杯茶，我都要跟着去结账，主席要我们这么做，我们也会维护主席的形象，维护党的形象，所以会按规定去做，不落一角钱。”

（家具费是指家中所有使用的家具，包括地毯、冰箱等，因为毛泽东认为家具是公家的，也就是“领袖家中无私产”，所以使用需要交钱，也就是租金，中南海的人几乎都这样做）

图丨毛泽东和吴连登

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定，是因为在1960年以前，毛泽东发现身边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或是随他外出期间有多吃多占，索要东西等行为，造成了不良影响，甚至还有人贪污渎职，毛泽东当即提出整顿思想作风，于是，由汪东兴牵头，毛泽东在党支部开展了整风自查的活动。

1960年10月，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的时候提出，身边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的生活作风、思想认知要有严厉的批评，就算有人的批评尖锐一点也没什么不好，就是让他感觉几天、几十天不舒服，将来他会感觉到对他有帮助的。

整顿后，毛泽东把部分工作人员派到了地方工作，对于新来的工作人员，有了“约法三章”：

凡是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，托当地代办的，必须钱货两清，对方不要钱，我们就不收东西；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地方索要东西不付钱。

1962年春，为了防止身边工作人员有贪污渎职的行为，毛泽东做出表率，每个季度向中央警卫局财务处上报自己一家的收支，包括江青、李敏、李讷、毛岸青、李云露等人。

图丨江青和毛泽东

吴连登直言，其实毛泽东的工资并不算特别高，1958年，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，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至三级，变为404.80元，一直到1976年去世，这个数目都没有变过。

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，243元，两个人每人一个账本，多数情况下是各花各的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“AA制”，有些时候，毛泽东也会给予她补助。

账本的封面上，有蓝色墨水写的一行文字：“世界上就怕‘认真’二字，共产党就最讲‘认真’。”

毛泽东的节俭生活

吴连登说，“我在主席身边工作了12年，学到最多的就是勤俭。”

毛泽东的生活没有浪费的地方，从革命以来，毛泽东吃得苦够多，即便在解放后，也保持了贫苦生活时的习惯。

图丨毛泽东（右）

新中国成立后，人民的生活渐渐好了起来，牙膏走入寻常百姓家，可是毛泽东依旧喜欢用牙粉，卫士长李银桥忍不住对毛泽东说，“主席，现在大家都不用牙粉了，您用牙膏吧。”

毛泽东回答，

“我不反对你们用牙膏，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的嘛，不消费还能发展吗？不过，牙粉也可以用啊，我在延安就用的牙粉，已经习惯了，以后要是所有的人都能用上牙膏，我就不用牙粉了。”

他使用物品的原则是，只要能用就会一直使用下去，所以毛泽东的牙刷都是到了“一毛不拔”的程度才更换，工作人员劝他换一把，他就说，“我看还可以用啊，再说旧的要比新的好用嘛。”

毛泽东很少使用肥皂，更没用过什么高级的香皂、洗面奶、洗手液，有块肥皂，只有在沾染了墨水、油渍，或是用清水洗不干净的情况下，才会小心的擦点肥皂，用的只剩一小点的时候，也不会轻易丢掉。

图丨毛泽东

还有他的毛巾被，上面都是一个补丁叠着一个补丁，有一条毛巾被上面有52个补丁，除了毛泽东比较节俭这个理由之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喜欢用旧东西，比较恋旧。

有一次，洗衣工人给他清洗一条毛巾被，不小心给搓破了，大家都觉得这条毛巾被已经不能再用了，建议换条新的，可是不管工作人员如何劝说，毛泽东就是想要那一条，“补一补还是可以用的嘛！”

没办法，工作人员只能补一补，继续使用，后来，毛巾被实在是太破旧了，根本没法正常刷洗，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，他们不再送到洗衣工人那清洗，而是自己泡上一盆肥皂水，把毛巾被放进去浸泡一下，轻轻用手揉搓几下，然后再到清水里漂一漂，这样洗出来的没有洗衣工人洗出来的干净，不过毛泽东也不是很在乎，他在生活上是一个挺随意的人。

转战陕北的时候，李银桥发现毛泽东只有一条毛巾，而且已经非常破旧了，看上去跟抹布差不多了，他还是每天都拿这条毛巾擦脸擦脚。

图丨李银桥和毛泽东

李银桥建议，“主席，再领条毛巾吧，这条擦脚，新的擦脸，擦脚和擦脸的毛巾应该分开嘛。”

“分开就不平等了，现在每天行军打仗，脚比脸辛苦多了，我看不要分开了，分开脚会有意见。”

李银桥笑了，“那新毛巾擦脚，旧毛巾擦脸。”

“账不能这么算，我领一条新毛巾，看起来不值什么钱，如果我们的干部、战士，每人节省一条新毛巾，这笔钱就够打一个沙家店战役了。”

他的衣着也是一样，破了就打补丁，有一套毛衣毛裤，没见过的人都无法想象能够破成什么样，从陕北到了西柏坡之后，条件稍微好了一点，大家商量着重新给他买一套，阿姨韩桂馨也说，“现在条件都好了，西柏坡离石家庄这么近，哪里有毛衣毛线都有，要是怕买的毛衣不合身，你们买毛线，我来给主席织，保证天冷了主席就能穿得上。”

工作人员是非常赞同韩桂馨的提议的，但是毛泽东有个规定：就是未经他本人同意，谁也不能花钱给他置办东西。

于是，李银桥和韩桂馨就作为代表，去向毛泽东请示了。毛泽东听完，慢悠悠地说，“衣服破了，补一补还能穿，我们从生活上来讲，已经比前线好多了。”

他又对韩桂馨讲，“小韩，你能帮忙照顾好李讷，还为我们做了很多缝缝补补的工作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我很感谢你，不过还是要麻烦你一下，把这毛衣毛裤再缝补一下吧。”

韩桂馨不甘心，“主席，您的毛衣毛裤太破了，确实还能补上，但是补得多难看啊。”

“里面穿的讲什么好看难看啊，能穿就行了，外衣破了，不是补补也能穿嘛，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嘛。”

李银桥比较了解毛泽东，一听这话，就知道，他是不能同意这事了，他给韩桂馨使了个眼色，两个人便退出来了，于是，工作人员打算给毛泽东添置新衣的计划又破碎了。

图丨毛泽东

毛家家规很严，除了不能浪费，还有一条规定，就是不能搞特殊。毛泽东曾说，

“中国不缺我毛泽东一个人吃的、用的、花的，但是我毛泽东若是白吃白拿，下面的人也会有样学样，这个国家还能有法治理吗？”

1970年，毛泽东最后一次上庐山，江西省委送来一条三四斤重的娃娃鱼，吴连登拒绝，说主席不会要的，江西省委只说这是自己的心意，让吴连登帮忙做了吃，因为比较特殊，吴连登就报告给了毛泽东。

毛泽东听完，说“放了它”，他说娃娃鱼是在山沟沟恶劣条件下生存的稀有动物，不能吃。

平时外地经常会给毛泽东送东西，他从来都是让人把这些东西送去幼儿园，或是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他从来不会把这些送给妻子或是自家孩子们。

图丨毛泽东和李讷

毛泽东家里有一辆二六自行车，是天津自行车厂送的，工作人员建议给李讷骑，这样上下学方便一点，毛泽东直接拒绝，说这辆车只能工作人员使用，李讷后来也拥有了一辆自行车，不过是毛泽东自己掏钱买的。

吴连登说，“主席家的孩子在中南海有口皆碑，他们处处维护主席形象。”一次李讷去西楼看电影，到了地方，发现自己没带钱，旁边的工作人员正好认识李讷，就示意李讷进去，李讷就是不肯，最后打了个“欠西楼两角钱”的欠条，才进去看了电影，第二天，就赶紧把钱还上了。

毛泽东的稿费

吴连登负责的是毛泽东的工资，而他的稿费，是由一个叫做郑长秋的同志负责的，他在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，叫做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（又名中办特会室）。

图丨郑长秋和毛泽东

其中还有一个叫做钟子山的出纳，专职保存财务票据，对于毛泽东稿费的收入、支出究竟有多少，他们最有发言权。

至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，他的稿费共计124万元，到1983年底，郑长秋退休前转交下任的时候，毛泽东的全部稿费是157万元，之所以还多了33万，是因为存款利息上调了。

毛泽东对于稿费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，每次都需要写下报告，经过他本人批准之后，才能从中办特会室提出稿费使用。

比方说，吴连登管家工资不够用了，他就要写条子，“主席，需要从你的稿费中领取xxx元，作为家庭生活补贴，请予批准。”

毛泽东看完后，拿起笔，在上面写上，“同意，毛泽东”，然后，吴连登再拿着条子到中央特会室把钱领回来。

图丨汪东兴

当时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对毛泽东的稿费管理也非常严格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，都要直接跟汪东兴阅示，他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。

1972年，经毛泽东批示，分别给贺子珍、江青、李敏、李讷各八千元作为生活补助，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，郑长秋把八千元交给她的时候，她特别感动，一直在感谢毛泽东的关心，然后她对郑长秋说，“这钱就放在你那里吧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。”

后来，郑长秋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301医院，见贺子珍从来都没要过什么，就主动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、录音机和录像带。

贺子珍住院期间，一共花了四千元左右，郑长秋要把剩下的三千元给她，贺子珍坚决不要，最后，郑长秋只能把这笔钱放回到毛泽东的稿费当中。

图丨李敏和贺子珍

江青的钱是张玉凤帮忙过来取的，一天，身穿军装的张玉凤来到中办特会室，说主席需要八千元，江青专门嘱咐要新票，郑长秋就跟张玉凤说，“我们一块去银行取吧。”

在西单的一家工商银行里，郑长秋自报家门，“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，名叫郑长秋。”

“哦，知道知道，通过不少电话，中办特会室有这个人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不过，怎么还有个女军人啊？”银行的工作人员一边询问，一边怀疑。

当时时局比较紧张，大家都比较敏感，银行领导觉得情况有些异常，决定先稳住两人，再去确定一下，便说，“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，需要到库里去提，请两位稍等。”说着，把两人请到客厅中。

随后，就把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处查询相关情况，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，又拨通了汪东兴秘书孙守民的电话，这才真相大白，这时候，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客厅里等了两个小时了。

图丨毛泽东和张玉凤

可见，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和汪东兴批阅同意，想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。

1973年的一天，江青突然提出要见毛泽东，两个人分居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到后面，江青想见毛泽东并不容易。

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对张玉凤说，“她想来就让她来吧。”

江青见到毛泽东之后，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不得而知，只知道在她离开后，毛泽东气喘吁吁地对张玉凤说，“她看我身体不行了，为自己准备后路呢，要分我的遗产稿费了。”

过了两天，毛泽东叫张玉凤去中办特会室取了三万元，让张玉凤帮忙送给江青，在那个年代，三万元已经是天文数字了，可是江青看到后却说，“小张，三万元对你们来说确实不少，对我来说可是不够的。”然后列举了一大堆开销项目。

1975年，江青给张玉凤写了张条子，“请在主席闲暇时，报主席，再请主席给八千元。”当然，毛泽东并没有批这八千元钱。

除了家人，毛泽东的稿费更多地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用途，就是用来“偿还”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，他每年都会给章士钊、王季范各两千元钱，直到他们去世才停止。

1920年，毛泽东为筹集建党经费和送部分同志赴法勤工俭学急需一笔经费，他向章士钊求助，没几天，章士钊就为他筹集到两万银元，对于章士钊的义举，毛泽东很感动，所以在1963年便向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提出，要分期归还这笔钱，一年2000，分十年还清，章士钊感觉不安，直说自己的钱是募捐来的，让毛泽东个人归还自己不合适。

章含之把父亲的话转达给毛泽东，毛泽东笑了，

“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，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，怎么可能是我用钱能够还得清的。”